对《切韵》一书成书的思考

​ 李 沣

《切韵》是我国最早的具有完整意义的韵书。是陆法言参考了前人的韵书文献，集中了多人的智慧，以萧该、颜之推的意见为主，将南北音韵系统综合研究的结果。

陆法言《切韵•序》中说：“欲广文路，自可清浊皆通；若赏知音，即须轻重有异。吕静《韵集》，夏侯该《韵略》，阳休之《韵略》，周思言《音韵》，李季节《音谱》，杜台卿《韵略》等，各有乖互。”说明陆法言博览了各种韵书，但发觉这些韵书都有偏颇，都不完整，甚至互相矛盾。当刘臻、颜之推、卢思道、李若、萧该、辛德源、薛道衡、魏彦渊这八位当时的著名学者到陆法言家饮酒论韵时，对音韵之学，各抒高见，进行了热烈地讨论。“欲更捃选精切，除削疏缓，萧（该）颜（之推）多所决定。”在这中， 萧该、颜之推的言论和意见也更为丰富、完整和准确。“魏著作（渊）谓法言曰：「向来论难，疑处悉尽，何不随口记之。我辈数人，定则定矣。」”陆法言在魏彦渊的建议下，于是在灯下提笔粗略地记录了这次讨论的结果。后来陆法言又请教了许多懂音韵的人，得到了音韵学的精华。陆法言获罪免官为民后，隐居山野，私训弟子，“遂取诸家音韵， 古今字书，以前所记者定之，为《切韵》五卷。”编辑成了五卷本《切韵》。

学界普遍认同，《切韵》反映了当时汉语的语音。这一语音系统完整的保存在后来的《广韵》，甚而《集韵》等书中。作为中古汉语的代表，颜之推在《音辞》中说：“共以帝王都邑，参校方俗，考核古今，为之折衷。**搉**而量之，独金陵与洛下耳。”颜之推的这席话，是他对音韵学整理的见解，也是他的同辈尤其也是陆法言编辑《切韵》的原则。 要制订一种权威的、标准的、能为各地接受的语音体系，必须以帝王都邑的音韵为主，参校各地的方言俗语，考核古音今音的变化规律，为之“折中”。所谓“折中”，既不是对这些语音要素全盘接受，也不是全盘否定，而是广收精华，融为一体。在当时要更准确地把握音韵规律，就是要着重研究和把握金陵和洛阳这两地的音韵特点和构成。因为这两地的音韵系统，已经是各个不同时代众多语音的折中或综合。

因为《切韵》对后世影响很大，学界对《切韵》的性质、源头、构成等问题，曾进行过多次讨论，尽管讨论中有争论，理解有差异甚至有矛盾，但对《切韵》性质等问题的总体认知基本一致。

王力先生在其《汉语史稿》中说：

“陆法言的《切韵》是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一般韵书。它在汉语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根据《切韵》的语音系统，可以上推古音，下推今音，现代汉语普通话和各地方言的语音系统，基本上可以从《切韵》系统上得到解释。中古汉语的语音，以《切韵》系统为标准。《切韵》的系统并不代表当时（隋代）的首都长安的实际语音，它只代表一种被认为文学语言的语音系统。”

“依南北朝的韵文观察，《切韵》所包括的字，适与南北朝韵文所表现的系统相当。可见《切韵》大致仍以南北朝的实际语言为标准。”⑴

王力先生的意见是《切韵》包涵了古音、今音、各地方言，它虽然产生于隋的首都长安，但它与长安的实际语音无关，而与南北朝的韵文相当。

周祖谟说：“《切韵》分韵不仅与齐、梁、陈之间诗文押韵的情况基本一致，而且与梁代吴郡顾野王《玉篇》的韵类几乎全部相同。⑵

周祖谟的意见是，《切韵》与齐、梁、陈的诗文押韵基本一致，而且与梁代顾野王的《玉篇》韵类几乎全部相同。强调了《切韵》与南朝的诗文和《玉篇》的承继关系。

黄淬伯说：“《切音》音系既是当时南北方音的复杂组合，又经过萧该、颜之推的规划，颜之推所推的金陵与洛下的音系一定蕴藏在《切韵》之中，假若全面的研究六朝韵语或其它相关资料，我想当时民语的基础方言即金陵与洛下的音系是可以从《切韵》中发现的。”⑶

邵荣芬说：“《切韵》音系大体上是一个活方言的音系，只是部分地集中了一些方音的特点。具体地说，当时洛阳一带的语音是它的基础，金陵一带的语音是它的主要参考对象。”⑷

黄、邵的意见都说《切韵》的基础是各地民间的方言，而洛阳和金陵的方言音系，对其影响更为直接，但认为两者对《切韵》的作用不完全一样。

赵振铎说：“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一带方言是有资格作为这个基础的。”“洛阳是我国的古都之一，是古代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”⑸

周祖谟说：“《切韵》音系的基础，应当是公元六世纪南北土人通用的雅言。”这种雅言就是“当时应用的书音和官于金陵的士大夫通用的语言。”⑹

赵强调了洛语对《切韵》的基础作用，而周祖谟强调了对《切韵》产生直接影响的讲的，是当时南北应用的书音和官于金陵的士大夫通用的语言。因此要真正理解《切韵》成书的基础和要义，就要深入研究六朝时期官于金陵的士大夫的通用语言。

陆法言的《切韵》成书于大隋仁寿元年，即公元601年。他们那次对声韵学的讨论是在20年前，大致是公元580年左右。而隋灭南朝的陈是在公元589年。也就是说，《切韵》虽成书于隋，但基础在六朝即魏晋南北朝时期。例如对《切韵》影响最大的是萧该、颜之推二人，因为他们俩对韵学都有很深的研究造诣，都是音韵大家，萧该著有《汉书音义》、《文选音义》和《后汉书音义》，颜之推著有《颜氏家训•音辞篇》。而对萧该、颜之推的语音影响最大、最直接的，是萧、颜的父辈、祖辈等人，而萧、颜的父、祖辈，以至于曾祖以上，他们都是南迁的北方士家豪族，都是南朝的宋、齐、梁、陈时代的士族官僚之家。金陵官音，与南迁士族和侨郡、侨县制度有重要关系，因此弄懂“金陵之音”，就需要把南朝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大背景弄清楚。

西晋末年“八王之乱”的直接的政治后果，就是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浪潮。

《晋书•王导传》载：“洛京倾复，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。”就是说十分之六七的北方豪族、士族男女都逃到江南去了。

《晋书•地理志》载：“永嘉之乱……幽、冀、青、并、兖五州及徐州之一淮北流人，相率过江淮。” “及胡寇南侵，淮南百姓皆渡江。”

《晋书•郗鉴传》载：鲁人郗鉴初率乡里“千余家，避难于鲁之峄山，三年间，众至数万。”，后又率众屯晋陵（今江苏常州）。

黄河流域的士家豪族和自由民的大规模、集体南迁，前后延续了160多年，是几代人前后相继的行动。学者统计，西晋末和南朝时，南迁北人大约有90多万，占了整个北方人口的八分之一。⑺

北人南迁地，主要是长江流域，即当时的益、荆、扬三州。而扬州地区，即东晋的政治中心，聚集的南迁汉人最多，大约有26万。而这26万北人主要是山东人和与之相邻的苏北人。这26万山东、苏北人主要迁居在长江南岸的建邺（南京）、京口（镇江）、晋陵（常州）及长江北岸的广陵（扬州）等地。⑻

晋元帝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，琅**玡**王司马由的孙子，嗣琅**玡**王司马觐的儿子。琅**玡**王氏自王祥以来，一直是冠冕盛门。晋司马氏与琅**玡**王氏“素相亲善”。 元帝渡江，就是听从了王导的建议，即“永嘉初，用王导计，始镇建邺。”司马氏要在江南建邺做皇帝，其主要靠山就是琅琊王氏。

晋元帝政治上完全依靠王导，军事上完全依靠王敦，因此民间有“王与马，共天下”之说。

元帝渡江时，跟随大量琅琊国人，“晋乱，琅琊国人随元帝过江千余户。”

元帝过江后，身边参赞机务的也多为琅琊国人，如琅琊王氏、颜氏、诸葛氏、刘氏等，《晋书•诸葛恢传》载：“时王氏为将军，而恢兄弟及颜含并居显要。”说明晋元帝时，琅**玡**颜氏的颜含和诸葛氏的恢兄弟，“并居显要”。颜之推乃颜含的八世孙。琅琊颜氏的显赫地位，是从颜含开始东渡江左，辅佐晋元帝在建邺做皇帝开始的。

跟随元帝渡江的琅琊人可用万计。为使这些以氏族、家族为纽带，世家与宾客、部曲结为一体的庞大人群扎根江南，在江南能安居乐业，元帝于太兴三年（公元320年），侨立怀德县于建康，以安置这些琅琊侨民。成帝司马衍又于咸康元年（公元335年），在江乘县（今江苏句容县北60里）境内侨立琅琊郡。东晋政权并根据王导的提议实行了“侨寄法”。所谓“侨寄”，就是把迁到长江流域的北方人，按照在北方时的州、郡、县名，重新命名新地，保持了原来 族群、乡里的稳定性。根据《侨寄法》，在建康周围 江乘（今南京栖霞）、晋陵（今常州）设置了南琅**玡**、南东莞、南兰陵等郡县，在武进设立南彭城、南临淮等三郡**,**在与建康相对的江北丹徒（今镇江）设南徐州。

《侨寄法》的另一功能就是设立官位，安置南迁士人。南迁后王导劝元帝选取北方名士百余人做属官。用官位来安抚南迁士家豪族。颜之推在《观我生赋》自注中说：中原士族随晋元帝渡江的有百家，因此江东有《百家谱》，东晋政权要依靠这百家，就必须给这百家官职和特权。范文澜先生说：“东晋政权主要是这一百家的政权”⑼

从洛阳南迁的司马氏政权，身边除王导兄弟外，还有一大批来自琅**玡**、兰陵、彭城的青徐士家豪族，他们在建业（建康或曰金陵）周围聚族而居。因此，金陵的语言、语音系统，实际是洛语和青徐方音的杂处或者说结合，而琅**玡**、兰陵、彭城的方音在这里占有重要的地位。侨居江南的北方政权**，要能在江南立住脚，必须与江南的地方势力，即江南的士家豪族，结合起来，以取得他们的配合和支持。因此王导的重要策略就是以北方士族做骨干，用南方士族做辅助。为此，王导在大庭广众下，常有意地讲吴语，来安抚南方士族，这还引起一些北方士族的不满。在北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格局下，无论怎么样提倡说吴语，洛语甚至青徐方音在南朝依然占有重要地位，由于聚族而居，青徐方音仍会代代口耳相传。**

周祖谟说：金陵雅言，就是“当时应用的书音和官于金陵的士大夫通用的语言。”

继东晋政权后的江南，是彭城（徐州）刘裕的宋、宋后是萧道成（刘裕的继母是萧氏，萧氏是刘宋的外戚）的齐、齐后是同为萧氏的梁。萧该，又名子宝，祖父萧恢是梁武帝萧衍之弟。而梁武帝萧衍是齐武帝（萧道成之子萧赜）的族弟。南齐皇帝萧道成虽然生在江南，但祖籍是兰陵（今山东省枣庄市峄城镇）。萧道成的高祖萧整，是东晋初年南迁江南的。这样无论南朝宋、齐、梁的皇帝，还是周围的臣僚，都有挥之不去的青徐之根和青徐方音。

在这种背景下，金陵音系，绝对不是单纯的吴音，也不是单纯的洛下之音，而是洛下之音、金陵之音和青徐方音的融合物，是个复合之音。青徐之音，是不可忽视的音韵要素。

参考资料：

⑴王力：《南北朝诗人用韵考》，清华学报1936（11）

⑵、⑹周祖谟：《〈切韵〉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》，中华书局1966年版。

⑶黄淬伯：《论〈切韵〉音系并批判高本汉的论点》，南京大学学报1957年（2）。

⑷邵荣芬：《〈切韵〉音系的性质和它在汉语语音史上的地位》，《中国语文》1961年。

⑸赵振铎：《从〈切韵•序〉论〈切韵〉》，《中国语文》1962年（10）。

⑺谭其骧：《晋永嘉乱后之民族迁徙》，载《燕京学报》十五期。

⑻田余庆：《秦汉魏晋史探微》第341页，中华书局1993年版。

⑼范文澜：《中国通史》第二册第457页，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。